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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 (一)

2015-07-22 15:11:27    作者:本报记者 武珍珍
核心摘要: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悬案,一个是何为“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这两大问题在国人心中是挥之不去的。4月15日—16日,山西省委宣传部、临汾市委、临汾市政府联合主办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的22位专家学者,聚焦临汾,亲临陶寺,畅所欲言,阐释尧文化。“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陶寺观象台。邱小林摄.

□   本报记者   武珍珍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悬案,一个是何为“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这两大问题在国人心中是挥之不去的。

415日—16日,山西省委宣传部、临汾市委、临汾市政府联合主办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的22位专家学者,聚焦临汾,亲临陶寺,畅所欲言,阐释尧文化。“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

尧都平阳正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观点提示:“尧都平阳”正在为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很少有哪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程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重中之重。

研讨会主题立意高远。本次研讨会主题不仅探讨尧文化,而且与德廉思想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研究尧文化的时代性,与当代倡导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赋予了尧文化新的内涵,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尧都探索薪火相传。至少从1978年开始发掘算起,陶寺遗址的发掘已将近40年,经过考古学家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尤其是考古界老前辈苏秉琦先生的深入研究,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我们对考古先贤先辈们表示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仰。尧都平阳既成定论。尧都平阳或者说是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我认为尧都平阳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共识。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当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更好的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让它的说服力进一步增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一系列证据正在证明尧都平阳,包括时代、时间、空间,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当然还辅以其他的一些民俗的证据、当地的地名、后代的历史文献记载等。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实际上也没有发现文字的证明,陶寺遗址至今发现的一系列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更有力的。

陶寺都邑文明实证。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应该说通过了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取得了关键性的证据。都城城墙、宫城、宫殿、大型的王的墓葬、天文设施等,尤其是反映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王权,而且不断强化。这些方面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称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它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距今4300年左右,比夏代后期的二里头遗址早了500-600年,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这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把陶寺遗址作为项目的重中之重的原因,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学科的结合,使我们对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尧都不仅是临汾的,也是山西的,更应该是全国的。陶寺遗址是中国,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都邑性遗址。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陶寺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让我们从中国的实际资料当中归纳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系列实证: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专业化、社会的分化、王权的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的形成等。包括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所反映的王对相当区域内劳动力的调配,当然也包括传统的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少有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

加大宣传力度。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以陶寺宫城的发现为契机,掀起尧文化宣传的高潮。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而且进入了早期文明的阶段。此外,陶寺遗址所反映的尧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要源头。在我国很多区域也有区域性的文明,甚至有比陶寺遗址更早的,五千年甚至比五千年更早一点。但是那些区域的文明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衰落了,唯独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华夏文明是一个主流,在奔腾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流汇入,百川归海。中华文明走的是多元一体的过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一体”是关键,就是以华夏的文化为基础,尧文化是其重要的源头。

在加强宣传方面,我觉得也可以有些具体措施,比如说文化产品,多创作以尧都尧文化为内容的动画片、歌舞剧等。再比如通俗读物、系列电视纪录片包括乡土教材,首先从山西的乡土教材做起,进而可以推向全国。另一方面,建议建立一个尧文化博物馆,还应建立陶寺遗址博物馆,或者是国家遗址公园,遗址的发现成果可以通过声、光、电多种手段再现,包括观象台完全可以再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一些人物形象等,这方面大有可为。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

陶寺就是尧都 值得我们骄傲

观点提示: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王国阶段”的王国,是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模式的代表。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的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所谓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的三个阶段,是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古国、邦国、帝国”三个阶段。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把它归纳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名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的内涵是一样的。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国由原始平等的部落社会,开始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复杂化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古国。所以,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讲法,古国就是立足于氏族之上而又高于氏族的一个政治实体。古国阶段,首先,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层,就是有了贫富的分化。其中的个人,比如氏族长,阶级地位提高了,所以个人的权力也开始凸显出来了。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然后,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开始进入到王国阶段,王国阶段显然比古国阶段又进了一步,军权与王权的结合更加突出。经过王国阶段漫长的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进入帝国阶段。帝国阶段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和一系列官僚体系,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系统。

中国这么大,我们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新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得出,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当进入古国阶段,下一步即将向王国迈进的时候,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别的。不同地区文明起源以后向前发展时出现两种不同的模式。这就是以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杭州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崇尚神权的模式。与它们基本同时期的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南部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另一种模式。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崇尚神权的垮掉了,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延续了下来。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没有断,是以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到“夏商周”一直延续下来的,而有些地区则中断了。中断并不意味着就消亡,而是逐步纳入到中原文化的系统当中来了,这才是它的真实面貌。

有关陶寺的几个问题:第一,陶寺处在哪个阶段?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些遗存,它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的特征,进入了王国阶段。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密举行的第一次聚落形态研讨会上,我曾经有一个发言,讲到怎样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我提了十条标准。这十条中,很多都是从陶寺总结出来的,比如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观象台等等,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以及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等,都是从陶寺遗址总结出来的。所以,陶寺是进入“王国阶段”后中原地区第一个出现的王国。

第二,陶寺采取了哪一种模式?    陶寺是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ⅡM22的贵族大墓中,棺椁两边竖立六把玉鉞,玉鉞就是砍头的兵器,把儿朝上,头朝下,这是军权的象征。军权一转就是王权。甲骨文中的“玉”字就是从“玉鉞”象形慢慢变化成“王”字的,玉鉞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陶寺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

第三,陶寺的主人是谁?我同意其他专家的观点,陶寺就是尧都。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说史学当中的“尧舜禹”的“尧”,他的根据地、中心所在、都城所在在平阳一带,指今天临汾一带。陶寺考古研究与尧都的关系,最初可能信的人不多,慢慢信的人就多了。陶寺发现的“观象台”,证明了《尧典》中讲到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立法,来推进和指导农业的发展,与陶寺观象台能够对应起来。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研究必须要走出野外,也要走出书本,走向人民群众。我们有责任把研讨会成果宣传到家家户户,要让男女老少知道尧的都城就在这儿。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有责任宣扬尧文化。这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非常有用。总结一句,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

观点提示:陶寺遗址时间、空间上与帝尧时代一致,出土龙盘反映了文献中唐尧文化传统中的龙图腾崇拜,考古成果强有力说明,陶寺都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文明发展水平,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

首先,在空间上,即在地望上,唐尧最后定都于平阳,而这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地域是一致的。

其次,在时代上,尧舜所处的时代是夏代之前、紧接夏代的一个时代。从文献推算,夏代开始的年代约是在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24年左右。尧舜禹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4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陶寺遗址被分为早、中、晚三期,作为都邑的时间是在其早期和中期。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这一数据大体与尧舜时的年代范围是一致的。

文献中有关唐尧文化传统中的龙图腾崇拜。在陶寺的考古发现中,陶寺几座顶级大墓出土有彩绘龙盘,就是最突出的龙崇拜现象。

陶寺修筑有城墙,都城的规模庞大,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内建有宫殿、观象台,还有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墓葬。在城区的区划上,有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住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天文建筑和祭祀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区分,反映出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很高。大规模筑城和大型宫殿的修建,同时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说明陶寺城邑内的社会权力,既具有公众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强制性。陶寺城邑还展现出制陶、制玉、铜器冶炼等手工业技术水平和分工,也可以看到文字的使用。这些以及墓地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和观象授时的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都强有力地说明陶寺城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它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的文明发展水平。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推定,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这样,我们对陶寺遗址都邑性质的分析,也就适用于帝尧陶唐氏;陶寺与文献中的尧文化可以相互补充、阐发。目前,有条件将考古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遗址,陶寺是不可多得的一例,通过这种结合,可以在考古学上对尧、舜、禹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

陶寺是最初的“中国”

陶寺是尧都平阳

观点提示: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悬案,一个是何为“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或者说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两大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作为临汾人更不可回避。这两个话题的破解在陶寺遗址当中都可以进行考古阐发。

首先谈的一个话题,什么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最初它是怎么构成的?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中国”应该由两个概念构成,第一个“地中”概念的出现,第二个概念“国”。国,不是狭义的城池概念,而是一个国家,国家社会形态。这两个概念全回答了,才能构成什么是中国。

而另一个问题“尧都何在”如何破题?文献中没有确凿无疑地记载尧都在今天何地。《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尧都地点还有其他含糊的文献记载,众说纷纭。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尧都考古破题的方法是尧都的考古侦探,从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遗址的都城性质。将相关考古资料与尧都相关文献记载系统地对比,多角度考古证据指证尧都,综合结果得出结论。恰恰在临汾地区发现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遗址——陶寺遗址。我们对其进行都城的考古研究,以探索其都城功能和早期国家社会性质。

探索一个社会是否是早期国家,首先从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都城入手。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普通居民区。

陶寺都城遗址考古探索。陶寺早期城址大约20余万平方米,由宫城及其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的外城构成。其发展完备时,已经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陶寺中期城址280万平方米,此时成为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都城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观象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方丘”及其附属建设。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陶寺宫城有大小基址十余座,最大一座基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陶寺观象祭祀台构成地平历观测系统,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塔儿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尧都的考古指证。一是 陶寺遗址出土文字自证。陶寺朱书扁壶“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二是 《尚书·尧典》系统对比。以陶寺遗址地中所立中表为基点,测量寻找陶寺文化所处欧亚的东西南北“四表”,可用先秦文献所记载的四海之内地广数据验证这四表点的存在;《尧典》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在陶寺观象台地平历中得到验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典型的阴阳合历。陶寺同朔望月小轮,表明陶寺不仅存在太阴历,更有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制。”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职官包括农官、天文官等。陶寺早期墓地随葬的玉石圭,是官僚委任的凭信。

三是允执其中。《论语》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测日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权杖,因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

研究的结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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